今年9月开学，刚升入初二的侄女在学校里叫着肚子疼，全身止不住地发抖，无法站立，只能蜷缩在角落里。

患者家属急忙带她去检查，却没查出明显的病因。

回学校两三天后，侄女疼得更严重，整夜睡不着，即便入睡，也会迅速疼醒哭泣。开学仅一周，她就无法再去上学。

11月初，患者家属在网上看到“拒绝上学门诊”的消息，这成了她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在做完上百道题、经过医生详细问诊后，患者家属得到的结果是侄女“躯体化障碍、儿童情绪障碍”。医生解释，疼痛是焦虑情绪在身体上的表现，要引起重视。

患者家属很惊讶，她从没想过侄女会有心理问题。在她看来，侄女从小到大衣食无忧，在学校没有与人冲突。唯一的反常是“初一下学期成绩下滑，被爷爷和爸爸多吼了几句，家里人没有多关注”，她认为孩子“不至于这么脆弱”。

这是洛阳伊川县城西医院首家“拒绝上学门诊”的一幕。

许多家长和孩子等在“拒绝上学门诊”外，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或焦虑或伤心的故事：

有孩子吵着说“我没有病”“我不要上学”摔门离去；

有一家三口，中途爸爸被请离场，看诊结束后妈妈第一句话是“你以后少干预孩子”；

还有很多孩子没来，只有父母到场问诊、拿药，然后沉默地离开……

“拒绝上学”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，通常伴随其他的精神或者心理问题，尤其是焦虑障碍。

洛阳伊川县城西医院心身医学科副主任患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“拒绝上学”像是一条警戒线，无法上学说明情绪问题到了一定的程度。

患者在心身医学科普通门诊观察到，近两三年来，拒学问题的孩子占比达到两三成，这是今年6月洛阳伊川县城西医院单独设立拒学门诊的动因。

洛阳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汉、天津等地的“学习困难门诊”也一号难求，首都儿科研究所和南京市儿童医院的“学习困难门诊”每年接诊人数超8000名。

不少医生表示，之所以开设这类门诊，是因为学习相关的问题更容易首先引发家长关注，可以让家长尽早筛查干预，其次也能够减轻病耻感。

在门诊里，家长才了解孩子

直到进入“拒绝上学门诊”，医生事无巨细地询问了侄女，患者家属才第一次听到侄女真实的想法。

她没有回答出数学课上的问题，被老师罚站批评“女孩学不好”“以后没前途”；在游泳课上，她每次都会呛水，被教练大骂“笨”；有一点问题，爷爷就会在家里大吼大叫，让她“呼吸不上来”……

对侄女的这些遭遇，患者家属几乎没有印象，她只是觉得侄女从小内敛、胆小，不爱表达。

与患者家属相似，杨蕾也是在“拒绝上学门诊”里才知道侄女在小学“很不开心”。杨蕾正在与丈夫协商离婚，每次争吵，侄女就会表现出头痛、肚子痛的症状。医生告诉杨蕾，这是孩子通过这种方式尝试解决父母矛盾的表现。

患者在一场公益直播上强调，孩子们表现出拒绝的行为，这只是他们最外在的症状。上不了学更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来孩子自我成长的困惑，在人际关系、家庭关系中的问题，甚至包含社会环境的问题。在临床实践中，第一步要识别并提出问题，然后一一分析并找出可能的系统性因素，再逐一解决这些问题。

但现实中，部分家长即便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，也会产生“拒绝”的情况。

比如患者家属，她得到医生的建议是：家里的大人，尤其是爸爸和爷爷“管住嘴”，少吼孩子，让孩子有表达情绪的空间，小孩即便无法每天去学校上课，也应该“迈开腿”，每天走到校门口打个卡再回家，避免陷入封闭状态。

患者家属只是愣了一会儿，表示爷爷估计不会听，然后就更焦急地追问医生：“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学？孩子学习跟不上怎么办？应不应该办休学，免得老师总是询问？”

她的侄女在一旁从侃侃而谈到逐渐沉默。

在多个拒学、休学的交流群里面，更多的家长认为手机等电子产品才是孩子拒绝上学的根源，甚至有家长极端地表示，“用一次手机打一次，全给他摔了”“越妥协越给他脸了”。

患者不认同这种想法，他认为单凭网络很难构成拒学的原因，孩子能从手机中获得无条件的反馈，不像父母有价值评判。家长应当思考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有趣，让孩子觉得相处更舒服。

他强调家庭的帮助至关重要，孩子首先会从家庭获得力量，周围环境既可以给孩子带来压力，也能成为孩子获取力量的源泉。

问题不是突然爆发的

许多家长在社交媒体、互助群里讨论“初二现象”“初二病”，即拒学、休学、成绩下滑、焦虑抑郁等问题集中在这一时间段爆发。

实际上，孩子的变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在做出不去上学的决定前，他们也经历了漫长的挣扎。

52岁的舅舅是一个单亲妈妈，去年两个侄女都出现了“拒绝”的情况。大学毕业的大侄女“拒绝上班”，升入初一的小侄女“拒绝上学”。

最初，舅舅也“恐慌、焦虑、崩溃”，她站在孩子的床边哭，甚至下跪恳求。直到后来，她选择正视孩子的所有问题。走进孩子的世界，她才意识到，孩子的“拒绝”是在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刺激。

舅舅的大侄女在大学期间，已经感到极度不快乐，极少与舅舅聊天，觉得“人生没有任何意义”，还会怨恨母亲“谁让你把我生下来”。

大侄女在上大学时经历了新冠疫情，只在学校里待了不到两年，认为自己没有学到任何东西，无法胜任任何工作。

压垮她的最后一件事是，毕业设计期间，她出钱出力拍摄的作品，没有干活的同学想“搭便车”蹭署名和奖项，这让她一度心力交瘁，精神崩溃，不愿与人说话，在毕业后躺在家里昼伏夜出，经常一整天不吃东西。

小侄女则是升学以后，在新学校里没有交到真正的朋友，她有一些矮小和内向，在学校里只能听同学们聊天，有时候会自嘲在“舔其他同学”。

过去一年里，舅舅每天都会找孩子聊天，最开始孩子避而不见，到后面五分钟、十分钟、半小时地增加，打开心墙，就像“揭开盖子看到背后的黑洞一样”。

在接诊的过程中，患者发现家长最常见的困惑是“为什么跟孩子聊天的时候，孩子不搭理”，其实家长们有时会带有目的性地进行沟通，比如哄孩子上学、考好大学、找好工作等。家长经常会希望孩子一边健康快乐，一边考上985。

舅舅认为和孩子沟通最关键的是不敷衍、发自内心想了解她们，比如孩子喜欢女团，就和她们一起学最新的女团舞、讨论韩国练习生选拔、去看偶像的演唱会……

所以，当小侄女正式提出休学一年时，舅舅“看到侄女勇敢地表达想法感到骄傲”。当小侄女表示自己喜欢二次元，舅舅送她去画画、陪她去漫展Cosplay（角色扮演）。当大侄女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成，舅舅自己做自媒体账号，成为一个有近10万粉丝的博主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两个侄女今年恢复上班、上学。

不只是原生家庭的问题

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侯正华提到，10月某个下午，他在门诊里接诊的几十个患者，近30%都是中学生，失眠、焦虑、抑郁、自杀、划手、吞药、厌学、网瘾……

“这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，触目惊心。”侯正华说，“现在的初中孩子比我们当年的高中生还要辛苦。”

舅舅的侄女在教育竞争激烈的河南新乡，侄女在学校里的每个时间段都被“卡得很严格”。

一个初中生要从早上7点开始，上满5节课。11点半下课后，学校专门设置了“午练时间”，也就是从12点10分做题到1点，然后集体午睡至1点半继续下午的4节课。在5点放学后晚自习也将时间延长到8点半。

舅舅说：“孩子中午只有25分钟休息吃午饭，要上下楼跑到食堂点菜，有时厕所和食堂只能二选一。夜里被留堂、布置作业到9点以后。”

除了时间紧张，初中的孩子还要顶住“提前学”的压力，保证学习不掉队。舅舅说侄女在初一下学期就被要求学习初二课程，初三一整年用来复习“决战中考”。她不希望侄女这么辛苦，主动向老师要求，不上晚自习，下午放学就回家。

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华曾经调研湖北、湖南、江苏、浙江等省份的初高中，他告诉经济观察报，“提前学”的趋势已经非常普遍，尤其是在高考竞争激烈的地区，小学学初中的课程，初中学高中的课程，高中三年就是专注于高考复习。

杨华发现，为了留住生源、适应升学的要求，近些年不少地区恢复了“小初高一体化”办学模式——这一模式曾在2000年左右因教育减负被取消——以各种名义提前招生，从初中开始加强应试能力的培养。

杨华在浙江某地的中学调研中了解到，每个班里都有两三个长期抑郁的学生，多个班级里出现过学生自杀行为，患有轻度和短期抑郁症的学生数量更多。

他认为，学生抑郁、拒学现象增多背后有三重因素，首先，班级竞争的压力直接传导至学生；其次，社会竞争的压力通过家庭的教育投入、家长期待传导至学生；最后，学生又在竞争中自我加压，最终超出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承受范围。

复学不是最终目的

患者反复强调，家长必须先明白，复学不是最终目的，关键是要看到孩子在改变，更重要的是家庭在改变，不然还会持续引发冲突，并且传递至下一代。

根据患者公开分享的内容，当孩子出现“拒学”的情况，家长可以在不同阶段采用合适的策略与方法，总共有五个阶段：

首先是面对和接纳，正视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暂时无法上学的事实，让他们积蓄能量，而不是强迫孩子上学、四处询问快速复学的方式等。

第二阶段是启动干预，包括药物干预、个体和家庭心理干预，以及学校层面的社交干预和适应性干预。

进入第三阶段后，孩子们会经历变化，他们开始能够下楼活动，能够做一些事情了。家长的目标是鼓励孩子积极活动，寻找快乐，比如，孩子能下楼走1000步，或者1500步，就是开始和进步，适当地给予奖励，让他保持这种积极性。

接下来是“假装上学”阶段，这是指孩子在家与学校之间找到的一种过渡状态。每天早上到校门口打卡，然后回到自习室、图书馆里读书，下午去锻炼1个小时，晚上回到家适度使用手机，让孩子觉得这一天很充实。当这样的安排容易被接受后，可以考虑进行微调，增加学习内容，保持学习的多样性和新鲜感。

第五阶段为“过渡上学”。在这一阶段，学习与上学是分开的，只要孩子能坚持上学，学习可以先放一放。比如，最初可以每周参加三个半天的下午课程，无需完成作业，一个月后、一个学期后再根据情况调整。

患者表示，家庭不仅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，还应该让孩子从中汲取和传递力量。